请 求

"在这时候，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干了我们所能干的最糟糕的事，比原来冒犯信使更应当受到鄙视的事--我们背叛了阿玛丽亚，我们摆脱了她的沉默的约束，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没有任何希望，我们是活不下去的，于是我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用祈求或者愤怒的叫喊--恳求城堡的宽恕。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与事无补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跟城堡惟一可能有的联系也只有通过索尔蒂尼，他是爸爸的上司，而且称赞过爸爸的，然而，因为发生了这次事件已经断绝了，不过我们还是全力以赴。爸爸第一个开头这么做，他开始向村长、秘书、律师和职员们提出了毫无意义的请求，人家往往根本就不接见他，可是如果因为施了什么计谋，或者碰巧他获得了一次发言的机会--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曾经多么欢欣若狂，拍手庆贺！--但他总是立刻就给撵了出来，从此再也不许他去了。再说，他提出的问题容易得简直不屑于回答，城堡总是占上风的。他要求的是什么呢？他受到了什么委屈啦？他要求宽恕他什么？城堡里在什么时候有谁哪怕伸出过一个指头来反对过他呢？就算是他穷了，失去顾客了，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遭遇，任何店铺和市场都曾经遭遇过；难道城堡连这类事情也要管吗？当然，它关心公共福利，但是它不能单单为了给一个人的利益服务而去干预那些合乎常轨的事情。他难道指望城堡派一批官员去把他的顾客们追回来，强迫他们重新回到他那儿去吗？可是爸爸并不想这样做--接见前和接见后，我们总要议论爸爸跟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我们坐在一个角落里，仿佛是避开阿玛丽亚似的，她完全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但是根本不理睬我们，--唔，爸爸并不想这样做，他并不是在抱怨自己穷，他要恢复失去的一切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得到宽恕，这算不了一回事。答复是：可是有什么要宽恕的呢？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控诉，至少在村镇记录簿上没有，在那些律师可以看到的记录簿里也没有控告他的材料，因此，可以想见，既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控告，也没有谁准备向他提出控告。或许他可能是指官方发布过什么斥责他的命令？爸爸又指不出来。那么，他既然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那他要求什么呢？有什么需要宽恕的呢？他这样无理取闹地浪费公家时间，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爸爸并没有罢休，那时他还是非常坚强的，并且因为情势所迫，他闲着没有活儿干，因此他有的是时间。我要恢复阿玛丽亚的名誉，现在不会拖得很久了。他每天都要对巴纳巴斯和我说好几遍，不过声音说得很低，兔得让阿玛丽亚听见，可是他也只是为阿玛丽亚着想才这么说的，因为事实上他并不希望她的名誉能得到恢复，只希望得到宽恕。可是在他求得宽恕以前，他必须证明自己有罪，而所有的机关又都否认这一点。他突然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这说明他的脑子已经不行了，--他认为自己的税款缴得不够，所以人家才不肯把他的罪行告诉他；直到那时为止，他只缴纳了规定的税款，按照我们的经济情况来说，这些税款已经够高了。可是现在他认为他必须要再多缴一些，这自然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的官员为了避免麻烦和议论而接受人家的贿赂，可是像他这样做是决不会收到什么效果的。尽管如此，假如爸爸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想法上，我们也不愿意打破他的希望。我们把留下来的能出卖的东西全卖出去--几乎把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全卖光了，--让爸爸拿了钱去奔走，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我们知道在他出去奔走的时候，口袋里至少还有几个铜子儿在丁当作响，心里便感到一点欣慰。当然，我们简直是成天饿着肚子，这点钱惟一真正做到的一点是，它使爸爸多少保持了希望和兴致。可是这很难说是一种好处。他一天天这样奔走，累得筋疲力尽，这点钱只能使他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而不能获得一个迅速而又自然的结局。因为事实上不论你上哪儿，办事人员都不可能因为他付了额外的钱就额外给他帮忙，他们假意答应一定给他留意这件事情，暗示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他们正在追查，这完全是他们向爸爸表示的好意，并不是他们的职责……爸爸呢，丝毫也不怀疑，反而越来越轻信人家的话了。他常常把这些显然毫无价值的诺言带回家来，好像这些诺言是天大的胜利似的，他站在阿玛丽亚背后强作笑容，睁大了眼睛，指着阿玛丽亚对我们做手势，表示阿玛丽亚的得救（没有人会比她本人更感到惊奇的了），由于他的努力将越来越近了，可是现在还是一个秘密，谁也不准泄漏出去，他这副模样教人看了心里实在难过。要不是我们最后落到了再也没有钱给他的地步，那么事情肯定还会像这样长时间地继续下去，这当儿，经过我们无数次的恳求，勃伦斯威克总算收巴纳巴斯做了他的帮手，条件是傍晚去领活儿，当夜再把活儿送回去--应该承认，勃伦斯威克为了我们这样做，在营业上是冒着风险的，可是作为一种交换，他付给巴纳巴斯的工资少得几乎跟没有一样，而巴纳巴斯可是一个模范匠人呢！--不过他的工资刚够使我们免于活活饿死。等到这个打击有所缓和以后，我们慢慢地告诉爸爸，说我们再也没有钱给他了，可是他听了这话倒很平静。他已经不能懂得他想找人调解的希望是多么渺茫，他给接连不断的失望搞得疲惫不堪了。他说，的确--他说话不如以前清楚了，平时他说话却是很清楚的，--只要再给他一点点钱就行了，因为明天，或者就在当天，他原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搞个水落石出，可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就因为没有钱，什么都完啦，等等，可是从他说话的声调听得出来，他自己也根本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另外，他马上又自动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既然他无法证明自己有罪，因此不可能指望从官方的途径得到什么结果，他只得求助于呼吁了，他想亲自去打动官员们的善心。官员中间肯定会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在行使职权时，固然不能凭同情心来办事，但是在公余之暇，要是时间凑巧，你找到他们，那他们是肯定会动心的。"

Ｋ一直在专心听着，听到这里，他打断了奥尔珈的话，问道："那你觉得他的想法对吗？"尽管奥尔珈继续说下去，他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答，但是他急着要马上知道。

"不，"奥尔珈说，"根本没有同情不同情这种问题。像我们这样年轻无知的人尚且知道，爸爸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是就跟他把什么东西都忘记了一样，他把这一点也忘掉了。他想出的主意，就是到那条靠近城堡的大路上站着，等官员们乘着马车经过的时候，他就抓住机会向他们哀求宽恕。说老实话，即使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的哀求真的让某一个官员听到了，这也只是一个疯狂而文糊涂的主意。因为单单一个官员怎么能下令赦免呢？充其量也只有政府才能行使这个权力，而且很明显，就连政府一般也只能判罪而不能随便赦免。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即使有一个官员跨下马车，愿意受理这件事，听了像爸爸这么一个可怜而又疲惫的老头子的含含糊糊的话，他又怎么能清楚地了解这件事呢？官员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也是片面的；一个官员在自己的部门里，只要听一句话就能领会全部意义，但是把另一个部门的事情讲给他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解释给他听，他可以很有礼貌地点着头，但是实际上他一个字都没有听懂。这是很自然的，即使是跟普通人有关的小公事--一个官员只消耸耸肩膀就能处理的小事情，--如果你想彻底了解其中的一件，那你把一生的时间花在这上面也得不到什么结果。即使爸爸碰巧遇上了一位负责官员，他没有必要的文件，又能处理什么问题呢，也决不能在大路上处理啊；他不能赦免什么，他只能公事公办，干脆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这对爸爸来说，早已完全失败啦。爸爸想到坚持这样一个主意，他该落进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啊！要是连这样的做法也能有一丝取得成功的希望的话，那么，那条路上就会塞满请求的人了；可是因为连三岁孩子也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条路上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可是也许就连这一点也支持了爸爸的希望，他从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一些东西来支持他的希望。他迫切需要这种能支持他的希望的东西，对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来说，根本不会有这样离奇的想法，只要从表面的迹象看一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官员们下乡来或者回城堡去，都不是为了玩儿，而是因为村子里或者城堡里有事等着他们去办，所以他们来去匆匆。望着车窗外面寻找请愿人，对于他们来说，多半是没有这回事的，因为车厢里塞满了文件，他们在路上还得批阅文件哩。"

"可是，"Ｋ说，"我在一位官员的雪橇里看过，车厢里没有什么文件，"奥尔珈讲的故事，给他打开了这样一个巨大而几乎教人无法相信的天地，使得他忍不住想把自己那些微小的经验跟它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为了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故事跟自己的经验一样真实。

"这是可能的，"奥尔珈说，"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更不利，因为这说明那位官员的公务是多么重要，他的文件大珍贵了，也太多了，所以不能随身携带，那些官员一定都是马不停蹄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谁也不可能腾出时间来接见爸爸。况且，到城堡去的大路有好几条呢。有时大家走惯了这一条路，许多马车就都打这儿过，一会儿又喜欢走另外一条，各式各样的车辆又乱哄哄地在那儿来往奔驰。究竟怎样去掌握路线的变化规律，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早上八点钟，车辆可能都在另一条路上，十分钟以后也许就转到第三条路，半个钟头以后又可能回到第一条路上去了，此后一整天它们可能就一直走这条路，可是每一分钟都有变换的可能。当然，这些大路都是在村边会合的，那时所有的车辆都像发疯似地你追我赶，等渐渐逼近城堡的时候，速度就不那么快了。车辆来往的数量也多寡不同，数量的悬殊就跟道路的选择一样不可理解。常常一连几天看不见一辆马车，而在其他的日子里又往往拥挤不堪。现在就请你根据这些情况再想想爸爸吧。他穿了一套最好的衣服，不久这就成了他惟一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晨，他带着我们良好的祝愿从家里出去。他把救火会的小徽章带在身边（其实他已经没有资格佩带这枚徽章了），一走出村子就把它别在上衣上，因为在村子里他怕给人看见，尽管徽章小得两步以外就几乎看不见，可是爸爸却坚决认为正是这枚徽章才能吸引过往官员的注意。距离城堡入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市场，业主名叫波尔图赫，他的蔬菜专门供应城堡，爸爸就守在菜园围篱下面的一块狭长的石条上。波尔图赫并不反对，因为他跟爸爸一向感情很好，也是爸爸最忠实的一个顾客--你知道，他有一只脚是破的，他认为只有爸爸做的靴子才适合他那只跛脚。唔，爸爸就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儿，那是一个常有暴风雨的潮湿的秋天，可是天气是好是坏他根本不在乎。每天早晨到了规定时间，他便一面把手搭在门栓上，一面跟我们挥手告别，傍晚又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来，背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驼了，一回到家就倒在屋子的角落里。开头他还经常告诉我们，他在这一天遭遇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像波尔图赫怎样出于同情和往日的交情，从围篱那边给他扔过来一条毯子啦，或者从一辆马车里他认出了这个和那个官员啦，或者这个和那个车夫又认出了他，开玩笑地用马鞭在他身上轻轻打了一下啦。可是后来他不再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了，显然他放弃了打算在那儿得到什么收获的希望了，他只是把它看作是他的责任，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事，才跑到那儿去呆上一整天的。他的风湿痛就是打那时候开始的，冬天到了，很早就下着雪，我们这儿冬天开始得很早；呶，他就这样坐在那儿，有时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就坐在雪地里。晚上他疼得直哼哼，到了早晨，他好多次拿不定主意到底去还是不去，可总还是克服了厌倦的心情出门去了。妈妈守着他不让他去，他也显然担心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所以答应她陪他一起去，这样，妈妈也患上风湿痛了。我们常常跑到他们那儿，给他们带吃食去，或者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劝他们回家；我们常常看见他们蜷在一起，坐在他们那个狭小的坐位上相互偎依着，在一条薄薄的和盖不周全的毯子下面缩成一团，周围除了一片灰蒙蒙的白雪和雾气以外，什么也没有，有时一连几天，远近看不见一个人影儿或是一辆马车；就是这么一幅景象，Ｋ，这么一幅景象真够瞧的！直等到一天早晨，爸爸那双直僵僵的腿怎样也下不了床了，我们谁都没法安慰他，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就在这当儿，他看见一个官员在波尔图赫家附近停下马车，沿着围篱在到处找他，接着摇了一摇头，怒气冲冲地爬进了马车。对这番情景，爸爸大声尖叫了起来，他这一声高喊似乎是要让那位官员在远处听见他的声音，以便向官员解释他是万不得已才缺席的。从此，他就长期缺席了，再没有回到那儿去，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起床。阿玛丽亚便把喂食、看护和治疗的责任都担负起来，凡是他所需要的事情她都干，除了偶尔中断过几次以外，她一直干到今天。她懂得怎样去采集给他解痛的药草，她几乎可以不需要睡觉，她从来不会惊惶失措，也从不害怕或烦躁，为着两位老人家，她什么事情都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一筹莫展、心里不安地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她还是镇静自若，不动声色。当最险恶的处境过去了，爸爸在我们扶持之下，又能小心翼翼地挣扎着起床了，这时候，阿玛丽亚就重新退到幕后去，把他交给我们来照应。"

奥尔珈的计划

"这样，就又需要给爸爸找一种他还能干的活儿了，至少要让他相信，他在干着帮助一家人洗刷罪名的活儿。这样的活儿并不难找，事实上，什么事情总不会比坐在波尔图赫的园子里那样更没用了吧，不过我找到的，倒是一种真正能给我小小希望的事情。官员们、职员们或者其他任何人每次谈到我们的罪行的时候，他们总是只提我们侮辱了索尔蒂尼的信使，此外就没有人再敢说什么了。这么着，我暗自转念，既然舆论（尽管仅仅是表面上的）只认为是侮辱了信使，那么，尽管这仍旧还是表面上的原因，只要有人向这个信使赔礼道歉，什么事情也就可以解决了。人家告诉我们，实际上没有人对我们提出过什么控诉，因此也还没有哪个部门受理过这件事，所以就信使个人而论--如果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的话，--他是有权宽恕阿玛丽亚对他的侮辱的。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可能起什么决定性作用，不过是个形式罢了，除了形式以外，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可是爸爸却会因此高兴起来，还可以阻止那群官吏再去折磨他，这样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首先，自然要找到那个信使。当我把我这个计划告诉爸爸的时候，开头他听了很生气，说实在的，他已经变得十分固执，一个理由是，他坚决认为--这是在他生病时候发生的，--是我们拖了他的后腿，结果才功亏一篑，先是我们不给他钱，接着是逼着他躺在床上；另一个原因是，他已经完全不能理解任何新的主意了。我的计划还没有说完，就被他推翻了，他坚决认为他的工作还是继续在波尔图赫的园子里等候，而他现在的情况又不能自己每天跑到那儿去，于是便要我们用双轮手推车推他去。但是我没有让步，而他也渐渐地接受了我的主张，惟一使他苦恼的一点是，他得完全依靠我办这件事，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看见过那个信使，而他不认识他。实际上所有的信使彼此都很像，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否能认出那个信使来。我们马上便上赫伦霍夫旅馆去，在那些侍从中间找那个信使。这个信使当然是侍候索尔蒂尼的，索尔蒂尼已经不再到村子里来了，可是这些老爷们是时常更换侍从的，你也许很容易就能从另外一位老爷的侍从中间找到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即使找不到他本人，你或许也可能从其他侍从那儿打听到一些他的消息。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每天晚上都呆在赫伦霍夫旅馆，可是不论什么地方，人们都不大乐意看到我们，更不用说像赫伦霍夫旅馆这样的地方了；我们又不能像花钱的顾客那样上那儿去。可是后来他们终于发现我们还有一些用处。你知道，对弗丽达来说，这些侍从是一班多么折磨人的家伙，他们大多数实在并不是喜欢叫叫嚷嚷的人，但是因为活儿太少，都给纵容坏了，变成了懒汉--但愿你像侍从那样过得称心如意，这是官员们祝酒时最爱说的一句话，--的确，从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来说，侍从似乎是城堡里的真正主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城堡里，他们的一举一动必须符合规章制度，所以他们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这种情形人家告诉过我好几次了，甚至你在村子里的侍从中间，也能隐隐约约地看出这种迹象来，只不过是微小的迹象罢了，既然城堡的规章制度并不完全约束他们在村子的行动，他们往往就肆无忌惮，变得和在城堡里的时候大不相同了；他们简直成了一群没法控制的撒野的家伙不县遵照规矩行事，而是任着性子胡作非为。你们那种可耻的行为简直是无法无天，村子还算侥幸，因为他们非经许可不准离开赫伦霍夫，可是在赫伦霍夫旅馆里，你多少总得想办法应付他们哪；比如说，弗丽达就觉得跟他们打交道伤透脑筋，所以她很乐意找我去抚慰这些侍从。有两年多，每星期至少有两个夜晚，我是在马房里跟这些侍从一起消磨的。起初爸爸还能跟我一同上赫伦霍夫旅馆去，他睡在酒吧间里，等着我在早晨把消息告诉他。可是带给他的消息并不多。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到那个信使，他一定仍旧跟索尔蒂尼在一起，索尔蒂尼很看重他，索尔蒂尼退隐到较远的部门里去的时候，他一定也跟索尔蒂尼一同去了。从我们上次亲眼见有这样的感觉，假使他能接近他们，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就可以壮着胆子跟他们交谈几句，不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分，而是以一个本部门的同僚的身分交谈--自然是一个职位非常低的同僚，--那么，可能给我们家庭带来无法估计的收获。可是事情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巴纳巴斯也不敢冒险做任何可能有助于达到这样地步的事情，虽然他完全知道自己尽管是那么年轻，由于发生了这一连串不幸的事故，他已经被推到负责赡养我们一家这样一个艰难而又责任重大的主要人物的地位上了。现在我该作最后的坦白了：这是你来到我们村子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我在赫伦霍夫旅馆听到有人提起这回事，可是我并没有怎么注意，有一个土地测量员来了，我连土地测量员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可是第二天傍晚--我平常总是在我们约定的时间跑到半路上去接巴纳巴斯回家的，--巴纳巴斯回家比平常早，他看见阿玛丽亚在起居间里，便把我拉到街上，他把头搁在我的肩上，大声叫嚷了好几分钟。他又变成往常那副小孩子的样子了。他碰上了一件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好像突然之间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简直受不住这种崭新的变化给他带来的喜悦和激动。可是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他们给了他一封送给你的信罢了。可是这确实是他们委托他传送的第一封信，也是他第一次接受到的任务。"

奥尔珈说到这里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老人们不时发出的沉重而困难的呼吸声。Ｋ只是漫不经心地仿佛要补足奥尔珈的故事似地说："你们都是在捉弄我。巴纳巴斯送那封信给我的神气，完全是一个繁忙的老信使，你跟阿玛丽亚--那时候她准是跟你一起在家里呆着的吧--的表情呢，也好像都认为传递书信和消息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你必须分清楚我们之间的差别，"奥尔珈说。"巴纳巴斯的确由于那封信又变成了一个快活的孩子，尽管他自己也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这种能耐。他的这些怀疑也只有他自己和我才知道，可是他又觉得，如果能打扮成一个他想像中的真正的信使，那也不失为一种光荣。所以，尽管这时他痴心妄想，居然想要有一套官方的制服，我还是得在两个钟头之内赶着给他改制一条裤子，至少有点儿像制服那样的紧身裤，好让他穿着在你的面前出现，当然，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蒙混过去是很容易的。我谈巴纳巴斯已经谈得够多啦。阿玛丽亚可真的瞧不起他这种信使的工作，现在他似乎有了一点儿成绩--她从巴纳巴斯、我和我们悄声低语的谈话中很容易就猜到了这一点，--她比以前更瞧不起这种工作了。所以，她刚才说的是真话，这你可不要自欺欺人。至于我，Ｋ，要是我说我似乎也曾小看过巴纳巴斯的工作，那倒并没有任何欺骗你的意思，而是出于我的忧虑。巴纳巴斯经手的这两封信，虽说令人可疑，毕竟是我家三年来第一次受到恩宠的标志。这一个变化，假使这是一个变化，而不是个骗局的话--骗局比变化更常见，--那么这跟你来到这儿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命运要依靠你来决定了，也许这两封信还不过是一个开端，巴纳巴斯的才干不仅限于传送这两封与你有关的信，还可能发挥在其他方面--我们必须这样希望，能坚持多久就多久，--可是眼前，一切都集中在你身上。现在，在城堡里，不论那儿发生什么事，我们只能平心静气地听天由命，可是在这村子里，我们也许还能做一点事情，那就是，一定要博得你的好感，至少不让你厌恶我们，或者，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我们全部力量和经验来保护你，使你跟城堡的关系不至于中断--也许这也是帮助我们自己。现在，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接近你的时候，要消除你对我们的任何怀疑--因为在这儿你是外乡人，这样就难免满腹疑虑，这样满腹的疑虑也是有道理的。何况，人人都瞧不起我们，你也就一定会受到舆论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你的未婚妻，所以，在我们毛遂自荐的时候，即使完全出于无心，又怎么能不使我们与你的未婚妻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样也就冒犯了你呢？至于说那两封信，在你收到以前我都看过--巴纳巴斯没有看，作为一个信使，他是不能让自己看信的，--乍看起来，似乎都已经失去了时效，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就他们把你托付给村长这一点而论，那又是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的。那么，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对待你呢？要是我们强调这些信件的重要性，人们就会怀疑我们夸大了显然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而要是我们以自己是传递这些信件的工具而夸耀，人们也会怀疑我们这样做是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你；再说，我们这样做，也可能会使你轻视这些信件本身的价值，而变得灰心失望，这又违背了我们的本意。可是如果我们不强调这些信件的重要性，我们也同样会使自己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人们会问，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又要找这份麻烦来传送这种无关紧要的信件呢？为什么在我们的言行之间有这样明显的矛盾呢？为什么我们要教收信人失望，而且还要教发信人也失望呢？因为他把信件交给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我们向收信人解释这封信是无关紧要的啊。那么，采取折衷的态度吧，既不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贬低它的价值，换句话说，正确估计那些信件的价值，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价值在不断变化，它们引起的反应，也是无穷无尽的，而偶然的机遇又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反应，所以连我们对这些信件的估价也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当在这一切之上，又加上你的焦虑不安时，什么事情就都搞糊涂了，所以，你对我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不必过于认真。比如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回巴纳巴斯回家带来消息，说你对他的工作不满意，起初他痛苦极了--我应该承认，这也损伤了他对自己职业的虚荣心，--决定干脆辞职了事，当时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我确实愿意欺骗、说谎、出卖别人，什么都干，不管那是多么坏的事，只要有用处我都干。不过，当时即使我这样做了，也不仅是为我们自己，同样也是为了你，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有人敲门了。奥尔珈跑去开了门。一道光从一盏黑魆魆的灯笼里射到门槛里。那位深夜来访的客人低声问着，奥尔珈也同样低声回答着，但是来客还不满意，想闯进屋来。奥尔珈发现自己再也没法挡住他了，便喊阿玛丽亚，显然是希望阿玛丽亚能用什么办法阻止这位不速之客闯进来，以免惊动老人们的安睡。阿玛丽亚果然立刻赶过去，推开了奥尔枷，走到大街上，随手把门关上了。她只在门外呆了一会儿，几乎马上就回来了，奥尔珈办不到的事情，她很快就办妥了。

接着，Ｋ从奥尔珈那儿知道，那个不速之客就是来找他的。是他的一个助手受了弗丽达的吩咐来找他的。奥尔珈不想让助手看见Ｋ在这儿；假使事后他愿意把这次上她们家来串门的事儿告诉弗丽达，他可以这么做，但决不能通过这个助手发现这件事儿；这一点Ｋ同意了。可是奥尔珈还请他在这儿过夜，等巴纳巴斯回来，他却拒绝了，就他本人来说，他本来也许是可以接受这个邀请的，因为夜已经很深了，而且时到如今，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似乎已经跟这家人连在一起了，这儿有供他过夜的一榻之地，虽然有不少原因使他感到苦恼，可是考虑到这种共同的结合关系，这儿终究是这个村子里最适合他住的地方；但他还是拒绝了，助手的来访使他惊慌起来，他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弗而达既然完全知道他的愿望，助手们也懂得应该惧怕他了，怎么会又这样搞在一起，以致她毫无顾忌地派了一个助手来找他，而且只派一个，这时那另一个助手可能还在陪伴着她呢。他问奥尔珈有没有鞭子，她没有鞭子，可是有一根很好的藤条，他拿了过来；接着他又问这所屋子是否还有别的出口，穿过院子原来还有一个门，不过得翻过隔壁花园的墙头，才能走上街道。Ｋ决定走这条路。在奥尔珈领着他穿过院子的时候，Ｋ匆忙地劝她不用害怕，还告诉她说他一点儿也不见怪她讲给他听的那些小花招，他完全理解她耍的那些花招，感谢她这样推心置腹地把这段故事讲给他听，而且嘱咐她等巴纳巴斯一回家，就马上叫他到学校去，哪怕是在夜里也得叫他去。当然，巴纳巴斯带给他的那些信件并不是他惟一的希望，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可就真的对他不利啦，可是他也决不把那些信件看得无足轻重，他会重视它们，也不会忘记奥尔珈，因为在他看来，比那些信件本身更重要的是奥尔珈，是她的勇敢和持重，假使他必须在奥尔珈和阿玛丽亚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他是用不着花多少时间考虑，就能作出抉择来的。在跳上隔壁花园的墙头时，他又一次诚挚地握了握她的手。